晦暗年代的美好时光
—— 一中纪事

     我在一中上学是1969年至1974年。文革动乱十年，我的五年多时间在那里度过，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半。
    记得69年三月间的一个早上，我第一次走进一中大门。门内两边不像现在这样狭窄，是方方正正的宽阔的麦田。麦苗如茵，中间簇起一株株丛生的花树。麦田东侧的水井喷涌出的水流，清凉而灵动，小溪般地涌进田垅。
    学校由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年级叫连，班叫排，工宣队担任连长、排长，解放军任指导员。学生组织只有红卫兵，红卫兵分大队、中队，大队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我们排长姓张，没有多少文化，爱给我们讲话，一讲错学生便吃吃笑，听见笑声他就瞪眼睛吵:我们工人阶级在解放前因为穷才上不起学，你们不恨万恶的旧社会，还在笑我们，什么阶级感情。我们一听这么严重，吓得不再吱声。
    当时开的课有政治，语文，英语，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课上得不多，大部分时间用来“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工学农去工厂农场，后来学校办起化工厂，我们就在那里劳动刷瓶子。学军由军宣队教，主要学习立正卧倒齐步走。批判会、誓师会在学校礼堂召开，那场面“口号连天，气吞山河”的。那段时间净写批判文章，上至赫鲁晓夫，下至学校班上，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读书做官论、读书无用论，不管懂与不懂都得批，批到最后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一回一个叫司军明的男生违犯纪律，由红卫兵主持，用教室小喇叭开他的批判会，一个女生声色俱厉地这样发言：司军明，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我们偏要摸。那个叫司军明的在下面听了也若无其事：来摸吧，你摸摸试试。结果，批判会搞得啼笑皆非。
    不久，我在学校出了回名。学校成立革委会，要求有一名学生代表参加，不知怎么就将我推举到连里。随后张排长把我叫去，问我的家庭出身到底怎么回事，要么是贫下中农，要么是地主富农，怎么会有“革干”呢？革干即革命干部的简称，那时大凡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是干部的都这样写，以免受歧视，因此每次填表我心里就扑扑乱跳，也都将就过去。这次却被工宣队当面追问，弄得我无地自容，还会让同学都知道我这不伦不类的出身，以后怎么见人。母亲来找工宣队，对他们说，不进革委会没啥，但不能说孩子出身不好受影响，我们大人出身不好尚且不受影响，还能入党当干部，怎么小孩在干部家庭长大反而要受影响呢？最终革委会没选上我，说我年龄小，由一个高我一级的叫徐大华的女生当选。
    说不清确切的时间，工宣队军宣队撤走了，连排的番号也随之取消，恢复以年级和班。不少老师已经解放，开始进入我们的学习生活，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我们有了一个老师班主任，姓鲍。他很忙，匆匆来，匆匆去，不常见他。五四临近，他布置我们写一篇文章纪念，可能看我字里行间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决心很大，就让我当了班长。
那时的课难教，老师难做，文科统统得与阶级斗争挂连，理科则要联系生产实际，原本一道简简单单的应用题，必须冠上大段的生产介绍，比题意本身还要生涩难懂，如果哪句话稍不注意被抓了辫子更要遭殃。但毕竟是一中的老师，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对教书育人的执着，就连那种不是教育的教育也想得别出心裁，教得独具一格。例如我们的语文课，讲的大都是毛主席的文章诗词和鲁迅的作品， 史寓钦老师不但讲好这些文章，还从中挖掘引申出很多的诗词常识和典故让我们欣赏学习。写批判文章他教我们学立论驳论的方法，用论点论据来论证讲道理，不像原来净用点空话大话骂人吓唬人。他引导我们写有生活情趣的记叙文，让身边的绿水小草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一点都不“小资”。对我们的作文，他用红笔圈圈点点，眉批总批不仅详可细数，还常常用些“描写栩栩如生”，“结尾意味深长”的评价来鼓励我们，凭添出我们很多的写作兴致。他几次嘱咐我要观察生活，多写多练，假如我能按照他说的一直写下去，该有多好啊。教物理的荆聘三老师也担任过我们一段班主任，每次上课他先掏出“红宝书”有针对性地念上两段，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在讲台右角才开始讲课。那段时间中苏战争好像一触即发，响应国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他天天带我们挖防空洞。壕沟挖到两米多深，又在壁上掏出许多可容两人藏身的洞，用来躲避核辐射，冲击波。就这力气活，他也让我们边干边学知识。用铁锨时，他会让我们找出它的支点与动力臂；挖洞时要讲清为什么挖成抛物线的弧状，而不是方形；就连如何防范核武器袭击，他得先讲明白原子的裂变，连锁反应等知识性的问题。类似这样见缝插针、深入浅出的教授，足以看出老师们的职业品质，也的确激发起我们强烈的求知欲。那时，我们学习很认真很自觉，心里面怀着一种要“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责任感，至于学了知识从一中毕业以后到哪儿去，去干什么，都很茫然，也没有想过，因为一切都在听从党召唤。
    进入高中时，邓小平开始对教育进行整顿，这简直就像给一中打了一剂强心针，立刻抖擞起压抑了多年的精神。老师们如鱼得水，总算找到用武之地。课本上知识量远远不够，老师们到处搜集资料，补充教材，印发大量的讲义试题发给我们。我们天天夹着厚厚的讲义夹子，像教授似的穿梭于教室寝室，早自习、晚自习，课外活动时间还要游走于各兴趣小组之间，发展我们的兴趣特长。傍晚时，操场里，麦田边，榕树下都有学生读书的身影。这一切用老师们的话说，就跟文革前的一中一模一样。所以，恢复高考以后，当时不少的同学都考上知名大学，成为国家栋梁。
    有一天，曾在一中毕业的小姨来学校看望老师王慕曾，顺便带我去见王老师的爱人张希昭，托她借书给我看。张老师在一中图书馆工作，据说在文革初期一中打砸抢最严重时，她为了保护上万册藏书 ，不顾自身安危，一个人天天住在图书馆。足见她有怎样的精神和胆识。张老师个子矮矮的，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快步如飞，学生们管她叫“年轻老太婆”。那时借给我“禁书”要冒很大危险，搞不好就戴上“毒害青少年”的罪名。所以每每到图书馆，等到里面走得空无一人时她才叫我进去。先是半推半辞，说要我看点“红”的，看她那儿的旧书不好，见我磨磨唧唧，一直不走，决心很大，她才拿出事先帮我选好的书放进我的布袋里。她那种心有余悸，但又想让我多看书学知识的矛盾心境，那种足以点燃我内心的灿烂笑容，在可亲可敬之外，又多给我留下一层可爱。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为我认真选书，又冒着危险借书给我，在禁锢的岁月里，为我打开一扇精神的天窗，让我看到窗外的繁花似锦，碧水蓝天，至今令我感谢感动。我在书籍中先是认识了一些“左派经典”人物：卓雅、保尔、牛虻，后来又从一代大师巴尔扎克、莫泊桑、莎士比亚的笔下，发现了世界原是那么广博丰厚，知道了生活可也如诗如歌，看到了能与日月争辉的人性光芒。如果说在此前我心里装的都是革命激情，那么，从那时起，我才发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多彩多姿，壮怀激烈与似水柔情都是情感世界不可或缺的元素。
    多年以后我还在想，一中除了知识还给了我什么，叫我对她如此感念。
    现在，我似乎懂得了，一中就是一本书，一本读不完的书。一中除了她丰厚的文化积淀外，还在于她对尊师重教人文精神始终不渝的坚守，好似一棵凌云的青松，风吹不倒，雪压不弯，即使外力强加给她苦难别无选择时，她决不因为贪着一点苟且去放弃，她选择的仍然是坚强坚韧与坚守。十年动乱，尽管外界黑云压城，电闪雷惊，这里虽谈不上是净土一片，但老师依然可以心无挂碍，凭籍这种文化精神的支撑，勇敢地独辟蓝天，让我们在书香墨香的熏染中，享受到那一片风清云淡。
    三十多年过去了，记忆渐行渐远，而一中给我的，就像当年那口水井不竭的流水，早已流进我的血液，内化为一种精神。这么多年来，不管社会怎样变迁，思想如何多元，价值如何异化，我对信仰，信念的那份执著坚守，对良心安宁的那份追求，始终不曾改变。
一中生活，晦暗岁月里，我难忘的美好时光！

作者：刘 鹰     　　
新乡市一中七四届毕业生 新乡市九中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