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太行 走向太阳
杨蕴玉
（1949年，作者任新乡市一中前身豫北联中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我生长在一个地主家庭，妈妈很封建，从小就给我缠了足，在我四五岁时就订了娃娃婚。家里只许男孩子上学，不许女孩子上学，也不许和邻居家的男孩子玩。
    在我9岁那年(1928年)，家乡遭了匪劫。父亲被土匪打死，我和母亲被绑票。他们把我身上戴的首饰都拿走了。土匪每天都要换地方，我脚小走不动路，很痛苦，夜里睡在地上，又很潮湿。我还看见他们把一个男人的耳朵割了，用铁丝穿起来，让人送到他家里，非常残忍。有一天，民团打土匪，我和妈妈被冲散了，我躲在麦子地里，子弹在头上乱飞。等战斗结束，我找妈妈，她不见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我每天哭着要找妈妈。不久，家里花了两千现大洋和一些大烟土，把我赎回去了。回家后，看见妈妈已在家里，我非常高兴(原来被冲散后，她就逃回了家)。过了些天，我得了伤寒病，发高烧，整天昏睡，病好之后，头发掉光了，不会走路，只会在地上爬。妈妈说：“不用缠足了，去学校跟小孩玩吧，总比死了强。”我因祸得福，能上学了。
    我们镇有一个男女合校的完小。我一入学老师叫我读第一册，没过一两个星期又叫我改读第三册(因我在家常看我哥哥读过的书，背门上贴的春联，虽未上学也认识一些字)，一学期过后，老师又让我读第五册，随后又上了五年级。在五年级将近期考时，我妈妈去世了，为办丧事，我又上不了学了。妈妈的遗体到入棺后还睁着眼，真是死不瞑目，大概是担心我年岁小，没人照顾。我四哥跪在灵前说：“妈，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负责把妹妹抚养成人。”从此，就是四哥供我上学和一切生活费用。
    这年暑假(1930年，我11岁)，四哥告诉我，县城(离我家50华里)的一个女子完小要招一班女子师范，叫我去考。这样，我就到县城上了女子初师。外地学生都住校，从此我便开始了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初师这三年，除了怀念妈妈之外，我很快活。师范课程很多，除了初中有的课之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科的课，死记硬背，问题不大；代数、几何、三角学起来都非常吃力，勉强能及格。第一学年考试我均分79，得了个倒数第一。初师三年我很活跃，读些课外书，冰心的《寄小读者》、《母亲》、《海》，还常看些《小朋友》、《岳传》、《济公传》之类；课余时间我参加演话剧、歌剧，打篮球、排球等。我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1931年“9.18”事变时，学校组织我们上街宣传，一人拿一个纸做的小旗。那时我个子很小，站在地上宣传，人家看不见，老乡搬了个凳子，叫我站在上边，我一边说一边哭，很恨小日本。
    毕业那年(1933年，我14岁)我四哥说我岁数小，功课又不好，就叫我跟他回家了。过完暑假，他又叫我回原校新招的女子师范班去旁听。回到学校，看到的完全是新同学，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等，没脸见人，是个很不幸的人。功课没有问题，名列前，我如饥似渴地看课外书籍，也不分左的还是右的，只要能借到的书都看。在阅读过程中，逐渐觉得左翼作家的作品对我胃口，对郭沫若、曹禺、矛盾、鲁迅的作品都感兴趣。当看到《狂人日记》中到处都写着“吃人”时，我觉得我是被吃的一个。我深感自己是个被压迫者，我的命运和一切被压追者的命运是一样的。 三年级时，我们班上来了一个新的国语老师，他的名字叫粱雨田，又叫粱雷，是个地下党员。他通过国语课，向我们传播抗日的进步思想，还介绍我看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他的教学方法也比较新颖，作文除老师命题外，还可以自己命题。我写了一篇《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作文，被老师在全班宣读，以示表扬。他还提倡同学自由结合办壁报，我和四五个同学办了一份壁报，每星期都出，体裁不拘，散文、论文、诗歌……那时初生牛犊不畏虎，什么都敢写。他还叫我们学“拉丁化新文字”(用拉丁字母拼读汉语的字、词、句的发音，是一种写作的工具，和现在的汉语拼音差不多)，教唱进步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鼓舞我们起来战斗。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些对我都产生很大影响。梁雷老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三年的旁听生活又过完了，我热切地盼着能升学。晴天霹雳，四哥逼我结婚，我跟他吵。他说：“反正轿来了你不上也得上。”我说：“我不上你上，我要考学。”他说：“只要结了婚，你愿上哪里都行。”我说：“法律上规定可以离婚。”他说：“那是写在纸上给人看的，你见谁家离过婚。”吵了半天，无结果而散。我这时认识到要想得到他的允许去考学是不可能了，我要逃跑!
    正好，我们学校的校长要到武汉去上大学，我对我四哥说我要给校长送行，他答应了。正巧，我的同班好友唐芝瑞也要到开封去考学，我俩约好一块走。我送校长到汽车站，校长、唐芝瑞和其他乘客都上了车，等到要关车门时我上去了，早了我怕万一有人给我四哥送信，我就走不了啦。
    我既无行李又身无分文，全靠唐芝瑞带的30元钱，才到了开封。开封第一女师，有我的老同学，她们高师已经毕业但尚未离校，她们和校方交涉，让我们报考开封第一女师的同学住在学校的教室里。白天，我们在教室里备考，夜里就睡在课桌上，没有铺的也没有盖的，和衣睡在课桌上，枕的是书。有钱的同学每天从馆子里叫饭送到教室，我们俩跑到三轮车工人吃饭的地方一顿饭用一两毛钱，没钱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趟。回教室骗说已吃过饭了。我没有衣服，换洗的衣服都是唐芝瑞的。
    考试榜出来了，我榜上无名。我四哥的两位朋友动员我回家，我告诉他们我宁愿饿死在外面，也不回家。过了两天，又出了个二榜，我考上了。学校规定三天内报到并交8块现大洋的保证金，过期就算除名。我身无分文，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梁雷老师要到祁县大同中学教书，路过开封，来看我们。唐芝瑞告诉他我没钱交保证金，无法上学。他给了我8块现大洋，我算得救啦!
    我考上学校后，四哥主动给我寄了30块钱。我置办了床上用品，一年四季的衣服(包括校服)，箱子等，剩下的钱买了些毛线，除自用外，还给四哥的两个孩子每人织了条围巾。平日的生活靠学校每月发的6块钱津贴，3块5用于吃饭，2块5用于买书及日用品，从来没有看过电影，更谈不上看戏了。
开封第一女师，政治统治比较严，墙上贴着“莫谈国事”。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不是“蓝衣社”就是“C.C”。在女师，我于1936年10月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我是班上壁报负责人，每期都是我组稿。有一期壁报上登了一篇宣传抗日的稿子，训育处找我训话，要我把壁报揭下来。我赶紧和学校“民先”领导人赵玉亭(她是高二的学生)商量，我们决定开个“天窗”再贴出去。我们组织读书会，读的是苏联和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还有《大众生活》、《收获》、《世界知识》等杂志，这些当时都是“禁书”，校方查抄很严。有一天，校方借“升旗讲话”的机会，把全校学生集中到操场，收走了每个人箱子上的钥匙，到宿舍搜查。所幸的是赵玉亭不知经过什么渠道先得到了这个消息，我们把书藏起来，有的藏在流水沟里用树叶盖上，有的藏在学校医务室，有的用裤腰带捆在自己的腰上…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查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开封左翼文人举行的追悼会。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我高兴极了，当时我还是“反蒋抗日”的思想，盼望张、杨把蒋介石杀了。但事与愿违，25日蒋介石乘飞机返南京，当晚校方召集全校学生开庆祝大会，让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我生气，就是坐着不起立。散会后，我气又未消，毫无睡意，就躺在被窝里，用被子蒙住头，打开手电棒，一口气读完了《夏伯阳》。
    到放寒假，我和几位同学正准备订一个读书计划，校方张榜，以“违反校规”为借口，勒令我和另两位同学(都是“民先”队员)休学，限三天内搬出学校。张榜的当天，校长找我谈话，说“你本来是个好学生，受左倾分子影响，误入歧途，你回家好好接受你四哥的教育(他在我们县当过县长，我四哥是一小校长，有点名气)，只要悔改，一年后你可以复学。”我一声没吭，回头就走。
    我们三人搬进一个小店，每天赵玉亭给我们送饭。我们都是穷学生，小店也不能久留。河南省“民先”的领导人朱文昭(又名朱之闻，开封高中二年级学生)介绍我去偃师第一小学教书(他哥哥是校长)，在偃小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和四年级的国语。刚教了不到两星期，接到我四哥一封信，说已托我在开封上学的堂哥接我回家。他泪水洒满了信纸，最后一句话是“念父母在天之灵，愿妹速归。”我怕我堂哥到偃师来押送我回家，就托辞说我母亲去世要回家奔丧，辞掉了教师的工作。返开封找到朱文昭，他说：“开封无你存身之地，你去北平找组织，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他典当了衣服和《康熙字典》，给我凑了15块钱路费。在去郑州的路上，碰见我的老同学孟照莲，她问我去哪，说我年纪小最好还能继续上学，并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我有钱，可一掏口袋一分钱也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买火车票剩下的钱被小偷拿走了。她给了我2块5毛钱，以救燃眉之急。
     到北平，找到了在中国大学念书的秘密党员杨庆生，他是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的党的交通员。经他和组织商量，决定让我去太原，他给了我15块钱，我又上路了。
     到太原找到温建功夫妇，他们介绍我进太原军政训练班十一连当女兵。军政训练班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实际上受薄一波掌握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女兵连的军事教官是阎锡山军队的连排级干部，政治教员都是地下党员，杨献珍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廖鲁言教“三个国际(第一、二、三国际)”，李培之(王若飞夫人)教怎样做群众工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还有一门阎锡山的“按劳分配与物产证券”的课。这里开展歌咏运动，我们互教互学了大量抗日革命歌曲。在民先队的领导下，我参加了赶走一个混入女兵连的“托派分子”的斗争。政治指导员是刘亚雄，副指导员陶桓馥(廖鲁言夫人)，政治工作员都是地下党员。在这里我受到了很好的政治教育，觉悟有很大提高，我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思想，从“反蒋抗日”转变到“联蒋抗日”，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对党的认识也有进步。1937年4月，我参加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我想望已久的心中的红太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了一个战地慰问团，去百灵庙慰问正在那里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慰问团有二三十人，团长是李涛(他是地下党员)，我被选定为慰问团一个成员。我们一身戎装，第一站先到大同，傅作义将军的司令部在那里。我们全团前往拜访。正遇日本飞机轰炸大同，但傅将军若无其事，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前线作战情况，我们大家也神情自若、全神贯注地听着，好像外边没有日机轰炸一样。
    第二天，我们去云岗慰问伤兵。云岗石窟，这个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这时变成了伤兵收容所。进石窟看到的是上百的伤员，各人身体的不同部位都缠着绷带，外面渗出了许多血，他们睡在铺着稻草席子的地上，有能动的架着单拐或双拐。他们见到慰问团很高兴，有的轻伤员给我讲述战斗故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残酷，也第一次亲耳听到战士们英勇战斗的故事。
    接着去第二站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团长和省政府的官员商谈准备第二天即赴百灵庙慰问，但糟糕的是百灵庙失守了。省牺盟会电示，要我们立即回太原。
回太原的路上，景象和来时可大不相同。雁门关戒备森严，进关后，客车已经没有了，有一辆没有顶也没有座位的车，我们全团爬上去，沿途有些南逃的散兵游勇也往上爬，坐了一段路，车不走了，我们下车步行。团长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辆大卡车，我们改乘卡车南行。途中看到一队士兵，约有一二百人，穿着灰军装、草鞋，背着步枪、竹草帽，步伐整齐地由南往北行进。“呵，红军!”我情不自禁地尖叫了一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我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昂首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新奇，我兴奋，我激动，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回到太原没几天，薄一波召集三十来个军政训练班的学员开会，谈工作分配问题。他对大家说：“谁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楞头楞脑地说：“我希望做产业工人的工作。”他问：“你说说看什么叫产业工人?”把我问住了。我说不出产业工人的定义，没有回答。会后，我被分配到太原市一个区的牺盟会当工作员，做火柴厂、面粉厂工人的工作。
8月，周恩来到太原，薄一波请他作报告，听讲的是太原市的牺盟会干部，我参加了。听讲的人很多，门外走廊上站的都是人。周恩来讲的是国内外形势和任务，手里没有稿子，讲话逻辑性很强，记录下来就是篇文章。讲话非常有文采．口若悬河。会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非常敬仰和钦佩我们党有如此伟大的领导人。
    9月，山西形势紧张。省牺盟会要把在太原的抗日骨干力量分到全省各县去，在全山西撒遍火种。我被分配到榆次县牺盟会，同行的是闫定础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榆次县牺盟会特派员，党内身份是中共榆次县委书记。
    到榆次，我被分配在“晋华纱厂”做工人工作。这个厂是山西的第二大纱厂(另一大纱厂是太原的晋生纱厂)。我在工厂，办夜校，宣传抗日，教工人唱救亡歌曲发展牺盟会会员。还在保卫工厂的口号下，组织了工人武装自卫队，他们利用业余时问，到八路军驻榆次办事处办的训练班里，接受游击战训练。约在10月下旬，资本家要弃厂而逃，扔下工人不管。在上级党的指示和闫定础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发动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要求发遣散费。斗争获胜，厂方给每个工人发了一些面粉和布匹。
    为了准备向日寇展开武装斗争，县牺盟向榆次县长要了一百支抢，都是太原兵工厂造的“65步枪”。也有几支冲锋枪。我们动员工人去背枪，我背了一支冲锋枪。
    11月，娘子关失守，我们动员工人上山打游击。一二百工人，背着一百条枪，雇了几辆大车拉着家属和粮食布匹，夜行军上了榆次东山。从此，我投入了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和抗击日寇侵略的八年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