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市广播站唱歌，说快板。我们参加这些活动也非常认真。每当从市广播站听到播放我们录音节目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成就感。学校还组织我们到新乡市运动会去服务。在暑假里，还组织同学参加社会建设服务活动。比如，1951年暑假，有的同学就参加了治理黄河的长垣县“溢洪”工程建设。这些同学回校后，都说他们的收获很大......
                                          放飞理想的起点
                                                                         1950级 刘增杰
    我在新乡一中读书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一年多的时间（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但她在我的心里份量却很重，因为这里是我放飞理想的起点。
    1950年7月的一天早上，东方刚刚泛白，我和一起报考新乡一中的伙伴就从距离新乡市110华里的滑县牛屯镇，向西，向西，一路向西，步行了一整天，到天全黑了下来，才找到新乡中学设立的临时招生处。招生处设在新乡市东大街路南一个小院子里。院子南屋门口贴了一张临时手写的招生招牌，西屋的房门开着，堆一屋喂牲口的碎草。院子里还有一个木匠干活的露天厂房。报名的时间早已过去。我和同行的伙伴顾不上饥渴，爬上草堆，倒头大睡。待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在报名处报名后，又在木匠师傅那里讨了瓢凉水喝下肚，胡乱咬了几口随身带的干粮（皮早已开裂的花卷馍），就根据招生工作人员的指点，匆忙赶到文庙（当时一中所在地）参加考试。
    已经记不清当时考了几门功课。只记得学校通知大家一天后到文庙大殿北墙上看榜。我考的是高一下插班生。当按时来文庙看到榜以后，才知道高一下录取了5名新生，我排第二。心里正在美滋滋的发楞，忽然听到背后有人一叠连声地喊：“考上高一下的同学现在就到××屋子里“面试”。“面试”是干什么，当时我一点都听不懂，刚刚松驰下来的心一下子又绷紧了，心跳得厉害，只是机械地随着喊“面试”的人进了一间屋子里。正对着屋门的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魁伟的带着深色眼镜的青年老师。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头上立刻渗出了细汗。青年老师的语调倒也和缓。他先问了问我从哪里来，来过没有来过新乡市一类的家常话，然后发问：“你没有上过高中，为什么报考高一下？功课能够跟得上么？”突然袭来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问得张口结舌。因为报考的时候自己想得实在简单：家里太穷，总想早一天念完高中，找个工作挣钱，就可以减轻家里负担。可这话怎么能告诉老师呢。情急之下，我只能怯生生地支吾起来：“我学习还刻苦，觉得自己能行，能行，……”翻来覆去地重复这几句话，声音却越来越低。青年老师却以为我是精神过于紧张，竟没有再追问下去。只是笑着说：“别紧张，别紧张。好，你通过了。开学后要抓紧补补课，赶上去！”就这样，我的“面试”过了关。我对这位宽容的青年老师一直心存感激，可今天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思念只能珍藏在心底。感谢新乡中学向我这个冒失的农村少年敞开了大门，这里竟成了我放飞理想的真正起点。
    开学后，我们高一下上课、住宿、吃饭，都集中在文庙里。上课在文庙后边，西侧房住宿。文庙大殿里的神像早已拆掉，变成了上百名（或者几百名）住校学生的伙房。当时解放不久，国家还有不少困难，学生的生活十分简朴。只记得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拿着饭碗排起长队，等着大师傅给打饭。晚饭是半稀不稠的咸稀饭。这是一种小米加青菜煮成的粥，喝一碗不饱还可以添一些。吃饭的时候当然没有饭桌、凳子，学生或蹲地上，或端着饭碗，边吃边踱着步，吃得有滋有味。其实大家都知道，小米是从解放区的地下仓库里运来的。小米长虫了，一碗小米粥里究竟有多少只虫，谁也看不清，谁也说不清，也没有人向伙房提意见，大家都吃得心安理得。
    果然像“面试”时候那位青年老师的提醒，插班考上高一下让我的学习吃尽了苦头。靳尚实老师的三角课已经开过了一个学期，现在我坐在教室听课如同听天书。困难之中最见师生真情。最难忘的是靳老师对学习差的学生的耐心和我同桌郜俊英同学对我的热情辅导。三角第一次小考成绩公布了，我是倒数第一名：20分。靳老师没有歧视我，走到我面前小声安慰说：“你刚刚开始学习三角，已经不容易了。”第二次小考成绩又公布了，我考了40分，靳老师又走过来小声说：“大有进步，大有进步！”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心里却热呼呼地涌出了感激。期末考试，三角卷子发了下来，我的卷子上赫然写的是60分。我心里想，许多题我都做错了，怎么还能得个及格分，但也没有去细想。今天回忆起来，莫非是靳老师的有意鼓励？教我们语文的王慕曾老师，教历史的王一行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力，认真的教学态度，当时都深受我们的敬仰。新乡一中的成功，全赖有这样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以及学校长期形成的爱生如子的优良传统。
    同学之间的友情也永远是我心中的思念。当时男女同学的友谊洁白纯真。我的功课跟不上，小小年纪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同桌高俊英同学对这些全记在心里。她虽然年纪并不比我大多少，可我总能感受到她像个大姐姐一样的关心我。往往不是我主动问她问题，而总是她主动地和我“讨论”——其实是她耐心给我讲，一遍、两遍、、、、、、，直到我听懂了，点点头，她才罢休。初中毕业前我在滑县一中（原冀鲁豫五中）入了青年团，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转团关系。到了一中，团员开会了，我就跑去参加，但却遭到了拒绝。团组织不让我参加活动，觉得受到了歧视，自己常常暗自伤心流泪。写信给我原来的学校，学校又没有及时答复，更惹得我紧锁眉头。这件事，在高俊英同学的指点、帮助下，也终获解决。两个月后，我的团组织关系终于转到了新乡团市委，我开始过上了正常的组织生活。1951年暑假后开学，我们班的学生流失不少，有的参加抗美援朝去了，有的转学到外省了。平原省教育部门为了节省教育资源，决定把我们这个春季班学生，合并到另外一个城市的班级里。临出发前，郜俊英同学突然一改平时的开朗性格，找到我低声说：“我家里有困难，没有能力继续读书了（事后我才知道她在新乡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最后一次鼓励我：“你的素质不错，相信学习会有大的进步。”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心里默记着她的祝福。
    帮助我的还有一位男同学，他的名字已经在我的记忆里消失，可他却感动了我一生。初入学时候，我只带了一条被子，一个土布单子。晚上，自己把单子铺在干草上睡觉。这位男同学看见，一声不响地来到我身旁说：“我的褥子宽，咱们一块铺在下面。”他边说边把褥子铺到了我的身下。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声张过，我也不知道向班里汇报表扬他，只是在心里佩服这位大哥哥。
    一中这两位同学看似平凡的言行，早已化为我前进的动力。他们的精神境界，同样也是一中魅力之所在。
    一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学校安排的学生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市广播站唱歌，说快板。我们参加这些活动也非常认真。每当从市广播站听到播放我们录音节目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成就感。学校还组织我们到新乡市运动会去服务。在暑假里，还组织同学参加社会建设服务活动。比如，1951年暑假，有的同学就参加了治理黄河的长垣县“溢洪”工程建设。这些同学回校后，都说他们的收获很大，惹得没去参加的同学羡慕不已。
    新乡一中留给我的甜美回忆还有许多。祝愿母校给新一代同学留下更多让我们感动的故事。
   （本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优秀专家，为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