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躁动时代，我们快乐但不幸福| 许知远
 
我在快速翻阅本雅明的文集时，歌德的一句话从密密麻麻的字符中跳跃出来，准确无误的抓住了我。这个德国老人说道：“在这个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我不知道这话的语境，但语言的动人正在于它具有穿越历史的力量。
 
“静谧的激情”，这个短语完美地解释了我心中一直以来隐隐刺痛的原因。对于每一个成长于90年代的人来讲，不管是“静谧”还是“激情”都是被遗忘的词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比起每一代中国青年，我们都获得了空前的视野。我们的青春在一个没有禁区的环境中度过。但是这种扑面而来的丰富，也一下子让我们年轻的灵魂不知所措。
 
我们的生活就像网页上永远没有穷尽的链接一样，从这一点到一点，我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一点上，而青春与才情就消耗在这没完没了的跳跃过程中。我们的周围是如此的喧嚣，我们的偶像是互联网世界风起云涌的惊世富豪们，而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偶然造成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失去了让自己静谧的能力。我们必须不断把自己置身于吵闹声中，不管这种吵闹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感到安全。
 
因为没有静谧，我们诠然也就失去了获得激情的环境。激情是在全部身心的力量，选择狭窄的突破点，才可能实现的。而我们的肉体与心灵上带有了太多的接触点，有了太多的兴奋带，所以，我们最终丧失了激情的可能。我们可能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可能也永远是不痛不痒的。
 
所以，我们快乐，却不幸福。幸福需要的是一种心灵的力量，它让你如此地专注你的兴趣，它可能是爱情，可能是理想，甚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玩具。于是，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最终沦为了浮士德。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中，充满了各种知识与技能，却唯独没有了灵魂。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丰满，却没有脊梁来支撑。
 
怎么办？自从18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己经变成了一个不可转的过程。我当然不可能幻想，我们重新获得那种静谧的激情，而且对于大多数同龄人来说，他们也不想获得。我最多能拥有的是幻想，是偶然间被歌德打动。这片刻的激动成为了生命中最闪亮的东西。
 
北大校长的道歉信
亲爱的同学们，


很抱歉，在校庆大会的致辞中读错了“鸿鹄”的发音。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熟悉这个词的发音，这次应当是学会了，但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
 
我想，我的这个错误会使很多同学和朋友失望，觉得作为一个北大校长，不应该文字功底这样差。说实话，我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这次出错是把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
 
上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开始的几年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非常简单。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既不完整、也不系统。我生活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农场，只有几十户人家。现在人们很难想像当时的闭塞状态，农场离县城几十公里，距离虽不能算远，但乘马车要一整天时间。当时不但没有现在发达的互联网，连像样的书都很难找到。最近，我刚出了一本书《校长观念－大学的改革与未来》，其中还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小学五年级，几年都没有课本，老师只是让我们背语录和老三篇。十几岁时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书，反复读毛选和当时一本干部培训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教程。我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最初都是通过读毛选和后面的注释得到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当时都读过，中学政治课又学了一遍。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等，这些概念都滚瓜烂熟，也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
 
我很幸运，77级的高考语文考试作文占了80分，词句和语法只有20分，否则我可能就考不上北大了。我只是在考试前的几天，读了一本语法方面的书，刚刚知道什么是主语和谓语。语法概念不清，上大学之后学英语也多费了很大的劲。
 
我写这封信，告诉大家这些，并不是想为自己的无知或失误辩护，只是想让你们知道真实的我。你们的校长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有缺点和不足，也会犯错误。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我所有重要讲话，也包括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都是自己写的，其中的内容和思想都是我希望大家了解的。
 
我是会努力的，但我还是很难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因为文字上的修炼并非一日之功。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恐怕也很难短时间内，在文字水平上有很大的进步了。
 
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再次致以歉意！
热爱你们的校长，
林建华 
 
 
郑朝晖：教育者应该有的人格与素养
最近在读赵志伟先生的《现代语文二十家》，不免有一些想法。在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研究领域吴研因、王森然和阮真都是一时巨擘（可惜的是，现在我们语文老师不少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对于语文学科教学的研究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引起我思考的问题，不是在于语文教学方面的成就，而在他们作为教学研究者的成长背景。
 
吴研因，早年毕业于上海龙门师范学堂（是今天上海中学的前身），担任过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也做过报社主编，小学教员和校长，与陈鹤琴一起发起过“中华儿童教育社”，思想深受杜威、孟禄、罗素影响。王森然先生少有才情，很小的时候就写下了“振衣帕米尔，濯足太平洋”的名联，后担任教师，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史研究科深造，担任过多种报纸的编辑，也被聘为北京著名高校的教授。阮真先生则启蒙于私塾，15岁以后接受新式学堂教育，担任过教师、编辑，也被不少著名大学延聘为教授。这几位大师在学术背景上，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底子，也有着西方哲学、教育学的训练，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社会经验。所有这些都为他们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之所以对他们的人生经历感兴趣，乃是希望藉此了解一个教育研究者应该有的学术与人生背景。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基础教育的意义首先不在选拔人，而在于普遍地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这一种文明素养，既不能是殖民主义的，也不能是民粹主义的，而是具有某种普世的文明共识的。以语文学科为例，研究者既要熟知本民族的文化，又要能够将之置于世界的格局里来理解，更要能够与日常生活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所以，既要有语文方面的习染，又要有教育方面的训练。我们现在不少教育的言论哗众取宠，教育的行为乖张暴戾，或是因为学问不足，胶柱鼓瑟；或是因为缺乏学术方面的信仰，颟顸自大。当今急于立山头树门派的，大概全是这两方面原因所致。
 
以上面提到的三位先生而言，共同的特点大概有四。一是少有大志，吴研因的剪辫，王森然的名联都是明证。二是学科功底扎实，这三位先生在国学方面用功甚勤，少年时就打下扎实基础，这一点上，我们当今的学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三是都受过教育方面专门的训练，这种训练一则是确立了他们的教育信仰，二则是有了系统的方法，三则是有科学的工具。四是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们都做过当年的报社主笔或者编辑，这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们阅读世界的能力——对于生活的理解实在是搞好教育的第一要着。凭此四端，然后为师，自然就能够达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了。
 
探寻这些对于中国教育做出贡献的人物的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意义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将他们的人生与我们今天的老师或者教育研究者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过单薄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教师或者教育研究者，人生主要的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学的知识也是越来越窄。这对于教育实在是大不利的。好友的女儿做了教师，觉得各种不适应，好友希望我为她提点提点，小姑娘对我说了好半天自己的委屈，其实我知道她心里想说的就一句话：“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啊，我凭什么要受这么大的委屈？”我给一群骨干教师作培训，他们听了最受用的居然是桑代克三律，觉得闻所未闻，醍醐灌顶，我问他们这个不应该是大学里就学的吗？他们大摇其头，说从来没有听说。有一位青年教师志向高远，想开一门“国学”课，向我请教，我自然不敢应承，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是没有学问的，不过因为好奇，希望他开一个自己读了而有心得的书目，结果他唯唯半日，悻悻而别。所举虽然是个例，但是大概也能略窥一斑。
 
我们常常要提教育的变革，但是变革的发生有赖于有理想、有信仰、有能力且有阅历的具体的人。而后三个方面在变革发生过程中意义尤其重大——我所说的信仰是对于什么是教育的信仰，我所说的能力是让真正的学习发生的能力，我所说的阅历则是对于生活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舍此就无法实现教育真正的变革。希望我们的教育人都能够有理想、有信仰、有能力、有阅历，也算是一个美好的期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