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ison Liu/译）“曾经的天方夜谭已变得触手可及。”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历史性峰会上，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卫·巴尔提摩（David Baltimore）说，“改变人类遗传的技术已近在眼前，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社会该怎样运用这种能力。”

基因编辑从未如此简单又如此强大，值此契机，三个国家的顶尖科研机构举办了这个为期三天的峰会，为科学家、伦理学家、律师以及对此感兴趣的公众提供了一个“思考基因组编辑对科学和社会的影响”的机会。这是1975年在加州阿西洛马举办的一场类似会议的精神的延续。在那次会议中，参会代表讨论了初生的基因工程技术的伦理学问题。

巴尔提摩参与了这两次会议，据他所说，情况已与当时大不一样。区别就在于人们现在掌握了一系列改变人类DNA的新工具，尤其是风靡的CRISPR-Cas9系统，它让科学家可以轻易地删除、修改或插入基因。相较以往，新技术更加经济、精确，也更加全能：就像计算机之于算盘——或者换个更黑化的场景——就像机关枪之于长矛般天差地别。

CRISPR-Cas9系统已经成为目前最方便的基因编辑工具。图片来源：origene.com

由于我们掌控了这种力量，一些老生常谈——比如扮演上帝、定制婴儿或者《美丽新世界》中敌托邦式的遗传有产者和无产者（编者注：在《美丽新世界》中，利用遗传技术，人类从胚胎期就被分为五个阶级，长大后“各司其职”，从事不同性质的职业和活动）——又成了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是试管婴儿、克隆、干细胞治疗、还是线粒体置换疗法，每当新一波基因技术出现，这些问题就要老调重弹一次——但也有人说现在正是讨论的最佳时机。“在过去，对这些可能性，科学家们可以轻易地不予理会。”弗朗西斯·科瑞克研究所的罗宾·洛弗尔-巴吉（Robin Lovell-Badge）说，“但很快，我们就无法再否认这些问题了。”

这个转折点发生在4月，中山大学黄军就的团队称他们利用CRISPR编辑了人类胚胎（实验使用的是无法存活、无法发育成人类个体的胚胎），对能导致遗传病“β-地中海贫血”的缺陷基因进行了改造。这项研究让全世界措手不及。在美国，这类研究是无法进行的，至少使用联邦经费时绝不可能；在英国，如果获取了许可，可以研究胚龄在14天内的胚胎。

对此，一些科学家呼吁，在人们能够评估CRISPR和其他基因编辑手段的安全性、探讨这些技术的社会影响，并制定出明确的伦理学规范和管理条例前，暂时中止任何对人类生殖系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

这个峰会也因而举办。然而，参会代表在第一天就花了大量时间争执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即使我们能够安全又精确地编辑人类基因，但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